贾康：关于“稳就业”的访谈

问：国家为什么稳就业为主，稳就业应该支持哪些具体行业的发展？

贾康：您这实际上是两问，一个是当下的就业情况的严峻跟短期的冲击有密切的关系，在今年特别是3月中下旬以后上海等地疫情冲击情况非常严重，到现在的就业统计数据出来以后，受到特别大的影响的时段，我估计主要是三四月份，特别是四月份的数据。这个短期冲击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控制，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影响最大的，上海疫情，在全国的影响非同小可，对于预期的影响不限于上海，也不限于长三角。对于整个业界联系着的另外一些地方的情况，也使人们的担忧明显上升。比如北京也已经较长时间了，虽然它的疫情数据没有上海报出来那么高，但局面实际上是相当紧张的。这些都在短期影响着就业。总之，您说到的第一个问题要特别看重短期冲击。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最主要的吸纳就业的机会提供，是来自民营企业，那么从中长期来看首先得稳住民营企业，让他们能够吃下“定心丸”，让他们能够得到发展。过去就说“五六七八九”，新增就业的9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而民营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是什么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在疫情冲击之下，大量地方的服务业基本就没什么生意可做了，特别要靠门店来维持的经营被阻断。北京早就禁止堂食了，您想想还有什么就业可言？上海更是，封了两个月了，大量的人现在有了机会，都在逃离上海。这些情况直接从当下印证着在中长期要解决就业的问题，首先是民营企业要让它们恢复信心，要有运营，要能够活下来，以后才可能表现为持续不断地形成就业机会。

行业上当然也要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判断，比如说全球发展潮流里引领创新的是什么？是硅谷开创的数字经济它的特征是少量的数字经济平台带动上下游千千万万的中小微企业一起发展。数字经济平台在中国这两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和美国的对比，市值一落千丈，前一段时间已经听说一些大公司纷纷在裁员，这个裁员还成了个敏感信息（只是在新浪微博上转了米公子的一段评论，我的新浪微博就被封禁了）。说明中国现在这个情况，跟最有支撑力的、最带头的行业面临的挑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回避这种问题。

其他的一些可能在发展过程中间表现为朝阳产业的领域里，是不是就可以更多吸收就业？也得看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是重资产型的，那么吸收就业有限，如果是轻资产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吸收就业的潜力和能力就大一些，那就得具体分析。

问：还想请问您，因为当下国家也有很多的宏观政策来稳就业，这其实是一个短期的政府支持行为，长期看企业它自身应该如何去造血呢？怎么样恢复它们这个造血功能。

贾康：短中期是要衔接在一起的。短期的政府政策已经非常明确，昨天国务院的大会特别强调了保就业，保就业紧密联系着就是保市场主体，咱们前面已经说到了一亿多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他们能不能保住，直接关系到保这些市场主体能够支撑就业。从中长期来看，企业自身要做的，当然就是要在竞争环境中自己要努力求生存，求发展，每个企业要有自己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这里就没有一个什么可以套用的方案了。但总体上首先是要强调，中长期方面中国现在特别需要的是贯彻中央说的改革是“关键一招”，要坚定不移贯彻中央4月发出的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这个文件，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个营商环境的打造，直接关系到企业他们的生存和发展。

问：截至4月，中国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很低，连25%都不到，那您是如何看待当下高校毕业生这种就业压力呢？

贾康：这跟短期的冲击有关系，正好是毕业季碰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当然这里面也有前面一段时间经济持续下行的惯性，要解决的人数又很大，今年的说法是一千万以上的高校毕业生，这个规模相当大，很有压力。所以，最新的统计指标看起来，是多年没有过的最差的一个情况。那么就得赶快考虑今年怎么办？以及未来怎么办？今年要想方设法来做一些过渡的安排，比如说有些地方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慢就业”，那实际上就是拖着，大学生毕业的资格得给他们保留（不能把资格取消了，那样会变成失业者，档案要返回老家等等，这些问题就非常棘手了），原来好像规定有个时点，在这之前还可以保持资格，到了时点之后档案就得打回原籍，现在有必要做一个规定，拖后一年或者至少拖后半年。另外，村官计划过去早就有过的，今年是不是应该更积极地运用这种计划来过渡？大学生毕业生还是有必要去接触基层、接触实际，不算分配就业，但实际上它到了“村官”这个场景，一方面锻炼自己，一方面也是一个实习的半就业状态了，过几年以后，他们可能自己就能够找到更好的就业门路，也可能少数人真的就在乡村进一步对接了以后的就业岗位，不同的可能性就得以展开去求落实。

问：还想请问您对于最近的一些灵活就业、慢就业的一些提法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以及这种灵活就业、慢就业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长期应该出现的现象吗？

贾康：灵活就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是跟我们前面说到的大量的新的就业岗位由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有关，个体户在有一定的知识背景的概念下，也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职业者——就业主体他不用去找老板，自己找个什么门道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灵活就业则是“灵活用工”概念在就业者角度而言的同义语，包括个体户、小微企业从业人员的频繁跳槽，可以在这个地方干几个月的外卖小哥，跑到另外的地方干几个月的保安，都有可能的。这种情况以后少不了，特别是随近年兴起的网络经济而大量出现灵活就业，需要顺应整个形势的发展。

“慢就业”我觉得还就是一个说起来好听一点儿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时就业不了怎么安置、怎么过渡的问题。我前面举的例子，是说起来叫“慢就业”，实际上要把一些硬杠杠放宽，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不要像过去那样到某个时点档案打回原籍，今年就要在这方面更多有针对性地采取宽松措施。

问：因为在当前疫情情况下，很多的地方（像上海）要求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做创业工作，您认为在当前这种环境下，是否应该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贾康：这方面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说了多年。实话实说，成功率是比较低的，这符合创新的一般规律，但还是值得有一些政策引导，鼓励大家去尝试。在这方面要说一哄而起，效果不好，但如果否定这个通道，那又是错误的，还是应该注意合理支持，因为这些年已经有一些孵化器概念、园区概念，可以对接到这样一些大学毕业生（还有硕士研究生等）加入园区内分散的小规模的这种创业创新活动，还是值得引导和鼓励。

问：还想请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当下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一二线城市这种抢人的大战也非常激烈，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人才资源竞争？以及三四线城市应该如何应对这种人才竞争现象？

贾康：现在总的概念上应该承认，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应该可以尽量充分地自主流动，人才大战是在人力资本要素可以越来越顺畅自主流动这个过程中间，自然而然体现出的地方政府贯彻自己发展战略，希望更好吸引人才。各自给出的条件就不一样了，就体现竞争性了。总体来说这个情况不可避免，各个地方以一定的优惠条件来吸引大学毕业生，乃至更高端的人才到自己这里来，这是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各地在所谓“地方竞争”层面上必然采取的一些动作。这方面可能苦的就是一些您说到的三四线城市。省会城市、中心城市，我们早就听说了这些人才大战，而三四线城市怎么办呢？三四线城市一方面自己的能力较有限，拿不出特别像样的优惠条件；另外一方面即使有一些优惠条件，他的发展前景的吸引力，确实也比不上二线，那么这就不能够硬做了。还是需要在不同的三四线城市，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设计一些方案，突出自己的亮点和比较优势，不能像一些中心城市、省会城市那样大张旗鼓全面招揽人才，而主要是在某些自己重要的增长点上，某些自己主攻的增长极的建设开发上，可以更定向地去招揽人才、吸引人才，这就得具体设计。

问：明白了。

贾康：也包括一些特色小镇。我们这些年有特色小镇的建设，不是说都能成功吧，但是得承认确实有一些特色小镇已有它的成功，那么这些特色小镇也具备着招揽人才的一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