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后来居上”？

贾康：

欧亚国际首席财经专家

著名经济学家

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院长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中新社记者：您在最新著作《中国改革真命题：迈向高质量发展》中提到，国际舞台上的“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息的动态过程。如何衡量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哪些关键指标？

贾康：现代化是一个带有各国家间横向比较意味的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动态演变的过程。实现现代化，言下之意就是在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中走到了靠前的位置。中国在工业革命后明显落后，正急起直追，现在还在爬坡过坎阶段。中央对实现现代化的最新时间表设计是新的“两步走”：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现在还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系统性量化指标取得学界共识，研究者多以综合国力、科技创新能力、制造业水平等基本的横向可比指标来衡量现代化水平。世界银行提出了一个意义有限的指标，即人均国民收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全世界190位左右一路追赶至70位上下。不出意外，“十四五”期间中国应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这是“两步走”中第一步相伴随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新社记者：您在著作中还提及，追赶-赶超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诉求和特征。中国如何在遵循经济客观规律的同时，合理实施赶超战略？

贾康：之所以强调追赶-赶超战略，是因为常规发展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过去二、三百年里，中国的发展远落后于世界，一方面需要遵循经济增长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和递进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还应积极能动地发挥后发优势，实施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战略目标。

这种超常规发展前些年已有体现。中国以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起飞，在前30年里实现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10年后经济增速虽有降低，但仍要追求中高速增长，且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这种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仍是发达经济体增速的两倍以上。如果能在中高速增长状态上坚持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和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会逐步缩小，渐进地达到实现现代化所追求的人均国民收入提升至世界上高收入经济体的中等水平。那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应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在此过程中，还要进一步探讨怎样对现代化丰富理解、深化衡量，尤其“软实力”。有研究认为，现代化要更多考量“现代性”。在形成主要衡量指标的过程中，有些共性值得特别注重。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三个层次上给出了价值取向，这和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性有逻辑连接，可从中进一步提炼形成指标。又比如经济发展方面，综合国力、科技创新能力、制造业的竞争力、社会包容性发展、现代国家治理的特征和衡量指标等。

中新社记者：与先行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后发优势如何体现？

贾康：首先是技术上。例如世界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其他经济体已发展到中心处理器“586”时代。在这个比较优势原理能起作用的领域，中国无需从“286”时代起步，可互通有无，直接从更高水平开始推进信息技术应用。但这种后发优势也有天花板，如现在中美关系出现变化，美国对华实施高端芯片等技术封锁，已成为现实制约。因此，中国在比较优势碰到天花板的领域里，要在赶超战略指导下守正出奇。如高端芯片问题，一定要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攻关解决。

从更广义的角度说，中国还要把可能出现的“后发劣势”解决掉。“后发劣势”指的是后发经济体如果只在技术上学习、模仿，但在最难解决的制度问题上不能突破瓶颈，就会形成拖累。中国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只要改革就会碰到既得利益阻碍，要啃硬骨头，就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如果能“壮士断腕”，利用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一招”，通过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制度方面的“后发劣势”同样可以转变。

中央强调推进现代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这个意思。从学理上讲，改革首先要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在制度结构方面革除传统体制弊病，进行改造优化，有助于促进整体供给体系结构优化，进而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中新社记者：世界经济史上，许多大国的现代化之路无不是在原来落后状态上奋起直追。中国的“后来居上”与西方国家发展路径有何不同？

贾康：从共性看，中国实现现代化要搞市场经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要对接世界商业文明的共性，同时要考虑中国的个性，即中国特定的国情、资源禀赋、自身发展阶段的制约和文化传统等。因此，总结阐释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教科书和发达经济体现成理论，要在中国的创新实践中发展。

更要注意，中国固然需要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但不必一味等待西方创新发展。世界经济学流派虽各有千秋，但侧重需求管理、忽视供给管理是共性。我们所致力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就是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对称性更好地建立起来。而且要特别注重在非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下，如何在供给侧说清中国发展守正创新、守正出奇的动力源问题，即供给侧要素的优化组合。

在理论创新方面，学界已有“中国学派”的概念。“中国学派”是个性的体现，但其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共性基础上的，更注重基于中国实践、从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实际上也可以对应更多发展中经济体、乃至发达经济体的共性问题。比如供给管理，实践层面上美国也在做，但美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迟迟不能将其总结上升到理论层面。中国学者已走在前面，总结出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注重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得益彰，这是“中国学派”值得肯定的地方。

中新社记者：面向未来，中国现代化道路需要如何进一步完善？迈向高质量发展，哪些改革命题是当务之急？

贾康：在“中国道路”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升级，走向成熟和稳定，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最应强调的还是攻坚克难。从新近中央提出的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联系到此前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中央围绕改革推出了一系列文件，并明确表示“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如何在贯彻落实这一创新发展指导方针中攻坚克难，化解种种困扰和阻力，是中国现代化必须接受的历史考验。

例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要打造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依法给予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产权保障。要促进要素充分流动，破解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消除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对接国际大市场，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主体的潜力活力创造力并使其形成长期行为。这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底层逻辑的重要命题，决不能理解为统一指挥企业行为。这些事情要解决好都是有难度的，需要在配套改革中啃下硬骨头。(完)